她看向礼堂后方，那些悬挂着历任校长画像的墙壁。那些人几乎全是白人男性，穿着深色西装，眼神庄严，仿佛早已习惯被历史记住。

        “这所大学以培养政治人物闻名。”她说，“所以我想把最后一句话送给未来会制定政策的人。”

        她停了几秒：“请不要只在地图上看岛屿。地图会让岛屿变小，让海洋变空，让人的生活变成颜色不同的区域。请低头看土壤。那里有比边界线更诚实的历史。”

        掌声渐渐落下去之后，瞿蕴灵没有立刻离开讲台。

        她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又像是终于决定把某件更私人、更柔软的东西拿出来，放在这间被政治语言训练得过于坚硬的礼堂里。

        “最后，我想说一点和我自己有关的事。”

        台下重新安静下来，她把手放在讲台边缘，指尖很白，几乎和纸页融在一起。

        “我是大陆人。”

        这句话一出口，礼堂里的空气轻轻动了一下。

        不是骚动，而是一种极微妙的、难以命名的紧绷。这里的学生太熟悉地缘政治，太熟悉台海、印太、战略竞争、民主防线、红线、灰色地带这些词。可她说“我是大陆人”的时候，用的不是智库报告里的腔调，而像是在介绍自己从哪里来，像是在说一个人和饭桌、亲戚、旧电视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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