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说啊，你看看这个大皮箱，”有着学霸男友的闺蜜指着瞿蕴灵刚刚为了装礼物而特意买下的高档旅行箱，有些哭笑不得，“你飞回学校的时候，飞机行李托运绝对会严重超重吧？光是超重的罚金，估计都够再买一张头等舱机票了。你对你学校里的‘朋友们’，未免也太博爱、太大方了一点吧？”

        面对闺蜜们你一言我一语的震惊与盘问，瞿蕴灵只能一边微笑着点头，一边有些尴尬地用手指绕着自己浅金色的发丝。

        “哎呀，超重就超重嘛，大不了交罚金啦。”她把那些装满了高档男装和护肤品的箱子往自己身边拉了拉，有些娇嗔地打断了话题，“好啦好啦，我们去吃那家很有名的海鲜餐厅吧，我请客！”

        她用金钱和笑容成功地在闺蜜圈里维持住了自己“慷慨、博爱、不拘小节的豪门小公主”人设。可只有她自己心里清楚，这满满一箱子连飞机都要超重的礼物，实际上从头到尾、每一件，都是为了送给同一个穷小子。

        她对在阳光下分给他名分与尊严有所迟疑，便只能在阴影里，用这些昂贵的、沉重的、足以让行李箱超重的物质碎片，去狠狠地砸向自己那点仅存的、正在被阶级和虚荣心慢慢吞噬的少女良知。

        开学前一天，瞿蕴灵终于回到了学校。

        飞机落地时，窗外已经不是夏威夷那种透明得近乎奢侈的蓝，而是美国东北部冬末的灰。机场玻璃外停着一排沾了雪泥的车，风从自动门缝里灌进来，带着一种现实世界特有的冷硬气息。

        她拖着两个行李箱出来，一个装自己的衣服和首饰，另一个几乎全是给林承佑买的东西。托运时果然超重了，她在柜台前一边刷卡一边心虚地想，闺蜜们如果知道，一定又要笑她，说她嘴上没有对象，行李重量倒是很诚实。

        林承佑来接她，他站在到达口外，穿着她离开前见过的那件旧外套，围巾系得很规矩，肩膀比人群里许多男生都宽，却因为站姿克制，仍然显出一点少年人的憨气。他看见她时，眼睛明显亮了一下，可很快又把那点高兴压回去，只向前走了几步，接过她手里的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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