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重新开火，把晚饭剩下的菜热了一遍。苦瓜酿肉汤倒回锅里，小火滚起来；煎鱼放进平底锅回温；卤肉加了一点水，重新烧出香气；又很快煎了一个蛋。锅铲碰到锅沿的声音在厨房里响着，像是在替这个过分尴尬、过分沉重的夜晚找一个可以落脚的节奏。

        “蕴灵啊，不知道你吃不吃得惯台湾的口味。”

        林国雄说这句话时，明显有些局促。他不是擅长招呼客人的人，平时在家里话也少，更多时候只是沉默吃饭，吃完就下田做事。可这一晚，他还是从柜子里拿出一瓶自己泡的黑豆酒，拧开盖子，给林承佑和瞿蕴灵各倒了一小杯。酒色深沉，带着一点豆香和药草气，落进小玻璃杯里时，灯光从杯底透过去，像一小块温热的琥珀。

        “听承佑说你这一年读书很辛苦。”林国雄把酒杯推到她面前，声音低低的，“到了家里，就多吃一点。”

        瞿蕴灵原本低着头，手里还握着筷子。听见这句话，她像被什么很轻、很钝的东西击中，忽然不动了。

        碗里有一块林承佑刚夹过来的，肥瘦相间，酱色炖得很深，边缘泛着油亮的光。旁边是白米饭，吸了一点卤汁，红葱头和酱油的香气混在一起，热腾腾地往上冒。那本来只是台湾农家餐桌上再普通不过的一块肉，可瞿蕴灵看着它，眼泪忽然啪嗒啪嗒地掉进了饭里。

        她这一年实在太累了。

        在美国，她必须毕业，必须答辩，必须把论文写完，必须在大陆人漫长又严苛的身份困境里替自己杀出一条路。她不能垮，不能乱，不能在导师面前露怯，不能在讲台上失控，不能在那些看着她的人面前变成一个失去孩子、失去爱人、连早晨起床都要耗尽力气的女人。她要在学术界显得无懈可击，要在镜头前显得温柔克制，要把所有血肉模糊的东西都整理成观点、章节、演讲和漂亮的停顿。

        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只是问她累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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