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主张的是“停止战争，以保留联邦在欧洲的自治权为底线展开谈判”。当然了，这套说辞，就算他们自己也明白是一厢情愿，反抗军那边是不可能答应的；他们之所以抱持这种主张，只不过是为了在政治上站好队，以便自己在战败后可以少受点罪。

        而后者，自是要顽抗到底的；这些人，占了80%以上……对他们来说，要么继续作为统治阶级作威作福，要么就是被生吞活剥、万劫不复，没有中间值，也没有迂回的空间，更没有所谓的退路。

        这样的内部环境，结合来自战场的外部压力，使得联邦原有的政治格局变得形同虚设。

        “内阁十辅”的权力在过去几个月内丧失殆尽，大部分文官的处境和立场也都变得非常微妙，而军方和各个特种战斗部门的权力则在战争时期急速膨胀。

        通常来说，这种权力的倾斜并不是什么好事，但那也分时候……

        和平年代，人们需要的是完善的制度，因为维持社会的稳定需要方方面面无数人的努力，而所有这些在体制内分享了权力的人，都是需要受到体制本身的监督的；你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人治上——那是在考验人性，那是在自欺欺人。

        但战争年代，人们需要的是英雄，是可以站出来打破那些已经无用的条条框框，带领人们胜利的杰出之人。

        所以，联邦的这种权力更迭，也算是一种必然。

        而其最终的结果就是，“茶宴”不得不浮出水面，作为统筹者，来指挥所有具备军事能力和超能力量的执行机构，以此应对战争时期的各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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