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前两年，我过得像一根绷紧的弦。

        我在上海读大一、大二，每周五下午坐火车回苏州，周日晚上再回去。韩奶奶说来回跑太累，让我别回了，我说不累。

        我知道我为什么回。

        因为那栋老宅里有电话，有张妈炖的汤，有后进院子里那台老唱机。因为韩雾每次打电话回来，都是打座机。

        他很少打。

        但每次打，我都能赶上。

        后来张妈跟我说，那是他提前跟她约的时间。

        “他每次都说，这个点，枝枝应该在。”

        那些电话都很短。

        他问我手好了没有，琴练得怎么样，课难不难。我一一答了。他问完了，就没话说了，听我在这边讲一些学校里的事，讲到一半，他那边有人叫他，他就说“我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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