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这也是“理论上”而言。

        朱翊钧对这个“理论值”总是存着忌惮，毕竟某位从美国毅然归国的爱国科学家能用公式推导出理论极值上的亩产万斤，那么理想和实践之间定然存在着偏差。

        何况晚明一没有工业化肥，二没有机械化耕种，再加上糟糕的气候原因，在北方推广番薯，必须使用徐光启后来研究出的“传卵”和“传藤”的方法，那实施起来定然达不到现代的理想产量。

        这种结果虽然可以预见，但对朱翊钧这个皇帝来说终究比较痛苦。

        他知道他一旦将李材的奏疏抄发下去，那将来对河南百姓收税的时候，一定会以这个亩产数十石作为标准来征赋，若是实际亩产达不到这个数字，这个番薯推广对北方的实际民生就会起反作用。

        而朝廷中会不会有反对者呢？

        那不用说，一定有。

        倘或番薯推广出现了反作用，朝中北方出身的官员一定会以此为借口，像他们当年反对徐贞明开水田一样反对番薯推广。

        此事若是发展到这一步，好了，那就又掉入晚明党争和两种路线之争的陷阱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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