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祖修正》至公州，有行官自京来，哭入军门急叫曰:“上已出幸，贼已入京矣。”军中惊动，一时溃归。洸使将官，守尼山石桥，开谕还集，众军露刃夺路而行。洸卽还全州，仅捕斩逃兵数人，复大发兵。【洸本不知兵略，洸惟务搜卒缮器，军无纪律，又不礼道内士大夫。至是，军兵惮于赴敌，士子咎其退缩，人情乖拂，谤责群起，大困。】

        《全罗道都巡察使李公行状》提到李洸撤军一事，基本采用上面修订实录内容：至公州，有行官自京回，痛苦驰入阵中，贼已入京，上已西幸已，军中呌噪奔溃，公使别将，守尼山石桥，开谕还集，乱兵露刃，拥其将而南。公不得已而还全州。

        从以上几则记载来看，李洸在京城陷落后从公州撤退，没有积极北上这一事实母庸置疑，而其撤兵的主要原因是在军中士卒听说京城丢失之后，士兵逃散，李洸被迫返回全州整军。

        在《再造番邦志》提到李洸紧急勤王，“师期太迫”“列邑守令恐被后期之谴。在道驱迫。昼夜兼程。饥渴俱逼。”，导致士兵苦不堪言，为后面公州撤军后军心彻底涣散埋下伏笔。

        在当时日军长驱直入的情况下，李洸不顾实际情况，命令士兵星夜兼程，也是很有可能的。

        但《修订实录》中又进一步将李洸描述的更加恶劣，说他“不知兵略”“军无纪律”“不礼道内士大夫”。这样的描述，显然与修订实录之前提到的能力出众连获提拔、同时善于发现人才的李洸形象相违背。

        以上的记载都在李洸从公州退还这一主线剧情下，增添各种描述，以塑造出李洸不忠不义，而又指挥无能的形象。

        　　李洸曾撤军这一事实不可否认，但公州撤军延误了北上时机这一事实母庸置疑，在这一点上李洸必须要担负责任。

        不过在朝军全线大崩盘的背景下，李洸不可能与日军硬碰硬，同时也必须考虑全罗道的安危。

        在军士因为王京陷落，王上北逃的消息吓得军心溃散的时候，撤军虽然消极但似乎也是无奈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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