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学校方面介入，通知了程星华的家长，于是程丽媛赶往学校。因为程星华已经报警，说有人偷了他的耳机，而学校方面对程星华的这个举动很不满。

        学工处的领导们认为程星华没必要为了一个一两千的耳机报警，为了这点小事上纲上线。他们本来打算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郑文桐这下明白过来了，“因为你弟弟不同意调解，坚持要报警，所以学校联系你，让你劝你弟弟服软。学校方面之所以让你联系我出面，也是希望我来说服你们姐弟接受调解？”

        程丽媛有些忧心忡忡，“星华还没有毕业，他现在死活不愿意接受调解，只想报警，让这个偷他耳机的女生接受该有的惩罚，哎。”

        无论是国内的哪所大学，学校领导们大都不喜欢学生们通过报警来处理个人纠纷。他们下意识会觉得学生的这种行为会损害学校的名誉。

        郑文桐倒是有些欣赏程星华的年轻意气，不过现实生活已经磨平了郑文桐性格中的棱角。

        “如果学工处的领导暗示你，如果你不同意调解，到时候你可能没办法那么顺利毕业，拿到毕业生或者学位证，怎么办？”郑文桐问程星华。

        “学校凭什么不发我的毕业证和学位证，我的成绩符合毕业标准，更何况我在学校里每个学期都拿到了奖学金。我明明是一个受害者，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处理那个偷我耳机的女生，反而选择用姐姐，甚至要让姐姐的公司领导出面来压我，强迫我同意调解？”程星华说。

        “这件事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如果从学校教书育人的角度，学校对问题学生的处理原则一般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他们往往不会轻易开除一个学生，除非这个学生涉及到犯罪。”

        “如果调取监控，包括查询你的的使用记录，这些证据都毫无疑问坐实了这名女生盗窃的行为。如果你不肯接手调解，一定要派出所介入，那么这名女生就有可能因为涉嫌盗窃被学校开除。”郑文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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