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定号称右文之治，对在三馆任职的文化人也很重视，称馆阁是聚天下贤馆，长育成就之地，是国家储オ之所。皇帝举行的后苑赏花等游宴，准许馆阁参加；每有书画之类的赏赐，也分给三馆人员，上已、重阳节还专门在瑞圣园赐宴，给予一定的荣誉。但具体工作止是校编书籍，无权无势，俸薪也很低。
秦少游为黄本校勘甚贫，居东华门之堆垛场，春日作诗送钱穆父云：“三年京国鬓如丝，又见新花发故枝，日典春衣非为酒，家贫食粥已多时。”穆父看了就送给他两石大米。
虽然是座清水術门，但精神食粮却很丰富，加之清华高贵、名誉极好，同时接近皇帝，提拔重用的机会也比较多，一般人对此还是趋之若鹜的。甚至得到批准进馆阁读书的人，也是一种很大的光荣。
康定元年四月，宋绶任礼部尚书，编修会要，辟置官属，寓局于崇文院，以后各朝修会要都在三馆置局。太宗朝修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真宗朝修的《册府元龟》共三千五百卷，都是利用了三馆丰富的书和馆阁之上修成的。
修史历来是国朝政绩，放诸个人身上则更是莫大名声，如司马迁编修《史记》便被后人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立德立功立言，文人三不朽，莫善于此。
说到底，常佶仍是个好大喜功之人。比如他便亲自撰写了茶书经典之《茶论》，全书首绪言，次分地产、天时、采择、蒸压、制造、鉴别、白茶、罗碾、盏、筅、瓶、杓、水、点、味、香、色、藏焙、品名，共二十目。对于地宜、采制、烹试、品质等，讨论相当切实。其中尤其是关于点茶的一篇，详细记录了本朝流行点茶这种代表性的茶艺，可为后人了解大定点茶提供依据。
司马光编撰《通鉴》半道而止，崇宁帝自是省得其中利厉，遂令诸司抽调精兵强将完成此书，亦是青史留名之举也。
崇宁六年十月，《通鉴》书成，皇帝常佶亲赐书名《资治通鉴》并题名留墨。国子监印书十万册，纷发诸官学以为教科书，天下士子更是争相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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