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通判有否决权。假设知府和知州都同意办一件政事，这件事和粮运、刑狱、农田、水利有关，结果通判坚决反对，那么这事也很难办成。所谓“复设通判以贰之”也。
欧阳修的《归田录》中也提到“始置诸州通判，既非副二，又非属官”。这两句记录说明了一件事，通判虽然级别略低，但却不是知州知府的副手或者属下，它属于位高权重的辅佐型高官，有质询权和否决权。
地方上一件政事要顺利施行，往往需要高官们一致同意。通判不一定参与这件事的谋划和讨论过程，但如果方案出来后，通判反对，这件事就不容易办成。大定皇帝之所以在地方上安排这样一个职务，目的就是给地方官找麻烦，不让地方官活得太舒服。因为封疆大吏如果太舒服，就轮到皇帝如坐针毡了。
第三，通判是朝廷在地方上安插的眼线，身后有皇帝撑腰。大定建立前经历了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五代十国乱世之所以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秦楚后期对地方政权缺乏有效的管理和控制。
大定建立后，太祖首先不放心武将，解除了他们的兵权。紧接着又担心地方上的封疆大吏拥兵自重，于是采取重文轻武的国策。他又疑心文官也有能力带兵，这可如何是好
于是他决定安排通判这个职务，安插在地方上监督文武官员，来个三足鼎立。这样一来，通判可以随时向皇帝汇报情况，皇帝能够掌握地方的各种行政信息和人事变动，运筹帷幄于千里之外。
封疆大吏难受了，皇帝就踏实了。因此通判的靠山就是皇上，即使他的行政级别不是地方官里最高的，但话语权却不输知州知府，也没人敢轻易得罪他们。
正是由于通判具有一定的政事询问权和部分决断权，以及皇帝这张金牌令箭，使得通判的权利几乎与知州知府不相上下。通判表面上很少参与决策，却深刻影响着地方的政事，有一种隐形的权力。
皇帝会根据地方的重要程度决定通判的人数，重要州郡会安排两个通判，边境军事重镇至少安排一个。过于偏远且战略价值很低的地方可以不设置通判，由知州知府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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