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缘上看，高丽与辽国接壤为邻，大定与高丽隔海相望，并不接壤。辽丽关系比辽定关系更加攸关于高丽的国家安全。高丽面对契丹的强大武力，为势所迫，不得不接受契丹册封，尊奉其为宗主国。

        从政治上看，高丽为契丹的属国，奉辽国为正朔，屈居藩国，专事契丹。随着高丽向辽称臣纳贡，辽逐渐确定了对高丽的宗主国地位并一直保持到辽国灭亡。从定与高丽的交往内容中可以看出，两国的交往主要是以经济、文化交流为主的，并没有促成实质的军事上的同盟。

        应当说，苏轼对联丽制辽战略实践效果的判断是正确的。大定为其奉行的“联丽治辽”政策付出甚大，但联丽的实际成效却根本没有进展，可谓是得不偿失，苏轼、苏辙及其他反对联丽的定臣的失望和不满不能说没有道理。随着时间的推移，持反对联丽制辽态度的人数越来越多。原因就是大定与高丽间的抗辽联盟始终没有形成，“联丽治辽”政策的初衷和目的无法实现，大定所得收效和与其投入反差太大。

        冯过自是了解这其中种种源由，即便在那个时空，棒子国也是善于以小搏大，独善其身，对外交分寸的拿捏十分老道，善于投棋布子，应对出招，国家虽弱，外交不弱。

        　　对大定来说，欲图存自强，除了对内富国强兵、加强凝聚力以外，对外定廷拟争取与国，结交盟友，以行“联夷以制夷”，造成均势，或企图形成“犄角”之势。高丽与契丹、女真、蒙古境土相接，自然是大定极力争取的对象。但从高丽方面来看，契丹凭借其与高丽接壤的地利，兵强马壮的国力，压迫高丽臣服，使之与定争衡中占据优势。契丹和定的国力都远强于高丽，定和契丹关系的变化足以影响高丽的国家利益。为了适应现实环境，高丽两边都不得罪，藉以权衡，采用灵活的策略，即对契丹称臣受封，行辽的年号。又与定友好，给定文书用甲子纪年，甚至在个别时候对辽用辽的年号，对定用定纪年。当辽国压迫高丽太甚时，高丽就打大定牌，把定抬出来抵制之。

        比如崇宁二年，常佶即位的第三年，定遣明州教练使张宗阂等三十八人至高丽，同年又遣户部侍郎刘遴、给事中吴拭等奉使高丽赐物，咨文行册礼事，并带医官四人往高丽，从其表请。崇宁帝遣使的意图很明显，是要力图打破百年以来形成的三方格局，把高丽争取过来。但高丽考虑再三，最终没有接受大定的建议而婉言谢绝。在大定、契丹、丽博弈中，高丽最弱，但似乎一直游刃有余。

        而在辽金战争中高丽又采取中立态度，避免卷入任何一方的冲突中。一旦金灭辽，高丽旋又投入女真人的怀抱，这波操作真心不是一般的秀啊。

        国家弱小无能时，就算你什么都没做，也会有侵略者来挑衅，国家有了实力之后，侵略者自然会卑躬屈膝。

        大定又何尝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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