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面的一大陷阱，是这道策问的最后有一句“以昭明圣祖之法而追古帝王之治”。

        也就是要求把明初朱元璋的严刑峻法，和上古无为而治的行为结合起来进行议论，还必须做到文意想通，能够自圆其说，和自己现在所提出的“天下无君”完全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言论。

        朱翊钧内心五味陈杂，他想辅臣也是挺不容易的，连反驳皇帝都是用三年前的殿试策问来反驳的。

        还得等皇帝自己想明白了，才回味过来这其实是一种反驳，而不是提醒皇帝接连两次科举的殿试策问出现重复了。

        朱翊钧重新组织了一下语言，心底的气势已经比先前弱了一些，他原先以为文臣起码是不会毫不犹豫地立刻就反对“天下无君”这种思想的，至少会流露出一点儿明贬暗褒的意思。

        不料现实是许国连这方面的话口都没留，全然就是公事公办，让朱翊钧不禁感到启蒙国民的难度又增大了一些，

        “丙戌科所论，乃抑赏罚者为人君致治之具，而非其所以治。”

        朱翊钧解释道，

        “古者谓有治人无治法，朕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三代之法，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所谓藏天下于天下，此即为人君其所以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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